“有了这座电站，我们国家将会发展得更好”

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越是有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的学者，其实也是越敢于和善于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这里重点探讨精英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多元化的思想形态与文化格局。

所以在宋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宋元学案》中，作者总是要首先确立学者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既然宋儒主要靠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来研究和推广学术，这就使得宋学的主要学术基地、培养人才的学校不在官学体系，而是遍布全国各地民间书院或地方学校。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更包括对管、商、申、韩思想的吸收。其实他们本人或学派往往受到后世儒者同样的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每一个学术流派需要回应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他们均须在充分挖掘儒家传统资源的同时，大量学习和吸收其他非儒学的思想。学既可以偏重于知识积累，也可以偏重于生活实践。

[5]《宋史·王安石传》卷三二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曾国藩是为推崇的这种人格特质，包括明强、拙诚、血诚，均透露出他们将德性与血气结合起来的心理文化建设。

非义者远之，而以身为律也。这种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特质，必须是一个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与客观的历史积淀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过程。[3]这种以德性修养作为读书人立足之本的观念，在湘军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人那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理念。所以，在湘军队伍中，无论是将领人才的选拔，还是这些将领的相互砥砺，均是将这种德性与血气相结合的血性之士，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

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血诚、强恕、明强、血性等精神气质的表现，均是要通过长期修养而将德性融入血气之中产生出来的结果，他时时不忘将气质方面的血、强和德性方面的恕、性的结合。要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紧张呢？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文化心理的建设而实现德性与血气的融合。

我们可以从这些湘军将领修身实践，体会这种精神气质建设的艰难。所以，我们在继续讨论湖湘士血性气质的同时，同时探讨他们得以形成血性人文化心理的建设过程。[10]【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5页。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

郭嵩焘亦有同样的体验，他特别强调要将血气分为与道义相结合而形成一种真气，而将没有融入道义的血气称之为客气。郭嵩焘在其日记中，经常讲到君子是如何将此血气与道义相配合的原理，他说：气，用独者也。[1]岳麓书院师生的顽强战斗、拼死卫国，正体现了他们的血性意志，是一种忠义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的融合。另一方面，宋代理学思潮形成后，湖湘地区成为理学的重镇，从而促进了湖湘士人重德性修养的传统。

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来源：《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 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他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

这些才学超群的士人均是忠义德性与刚强血性的集合体。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

他还将父兄教子弟之家规[4]作为兵营训练的内容。晚清以后，中国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治斗争更为残酷激烈，在这个时期，湖湘士人血性的精神气质表现得更为充分。[7]明是指读书明理的德性修养，而强则是指血气的刚强，他认为明与强是相关联的，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湖湘士人在晚清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相似的精神特质，体现出德性与血气相互渗透的血性特点。[16]他以一个赖字表述血气坚定、持久的重要性。他认为血气的盛是成就豪杰的关键，而郭嵩焘则更强调一个人血气的坚持性，他说：圣贤豪杰长处，龙坐一赖字。

一方面，他们强调要能够保持、培植、张扬这一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2]的刚劲、强悍的血气，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圣贤豪杰）、开拓经世事业所不能缺少的。明强也是如此，曾国藩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如南宋未年，元兵进攻湖南时，不仅负责守城的官兵与强悍的蒙古兵展开殊死的搏斗，就连在潭州州学、岳麓书院主持教学的长沙人尹谷也积极参与守城的残酷战斗，终因无力抗敌而举家自焚，其学生数百人亦勇敢投身于守城的肉搏战，据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所谓血性，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

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

曾国藩曾经反复强调：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说：客气最足以鼓动世俗之人，而君子羞之。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既配道与义者也。[14] 他强调要将血气方面的倔强、刚直等保有、培植或弘扬，因为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开拓事功所不可缺少的，即所谓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对于古代士人群体而言，能否具有血性往往会在一些特别的历史局势下，譬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曾国藩，与家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总之，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所说的所要保有、培植的倔强、刚直、气盛、赖等，均是人的血气方面的特点。郭嵩焘强调要修成的真气，就是一种义理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相结合而建设的文化心理。

[18]【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l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页。[18]他们都承认这种凌盛、倔强的气质、血气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外在事功与内在人格的成就。

[14]【清】曾国藩：《诗文·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13页。然而，湘军将领更是重视南蛮遗有的自然血气，并且注意将其具有强悍、刚劲的血气保留、融合在德性修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血诚、明强的血性气质与人格。曾国藩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气恭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

明强也是如此，曾国藩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天下事非气不能举，劲气直达，义理沛然，非客气之所能胜也。

要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紧张呢？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文化心理的建设而实现德性与血气的融合。湖湘士人天生就有的这种血气或气质，既是其内在圣贤人格、外在豪杰事业的必要条件，又是影响、甚至破坏其内在人格、外在事业的不利因素。

所以，他们明确提出作为读书人来讲是离不开德性修养的，曾国藩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6]【清】曾国藩：《诗文·湘乡照忠祠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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